2000年8月12日 大连市夏德仁副市长答胡继旋博士提问讲话

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综合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大体上是比较滞后的。按照朱镕基总理讲的一句话就是：在现代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里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有能力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分子，仍然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一方面，经济建设过程中非常需要一些科技成果和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大学中计划经济的制约和传统模式的制约，使得我们许多人才闲置在大学，许多科研成果闲置在实验室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认可，更不能把一些科研项目进行产业化。最近几年国家提出科教兴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我感觉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教育体制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在科研成果方面：我原来也是从大学出来的，我和原教授他们原来都是同一届的博士，毕业之后我就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尽管我们青年教师非常愿意走向社会，通过开门办学，紧密地同社会实践进行结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但是教育系统尽管思想比较开放，教育体制还是非常落后的。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知识分子仍然在象牙塔里面做自己的学问，而学术界呢，不象美国的一些大学，科研成果由市场来进行认证，市场认为好就是好。中国的学术界是在小圈子内进行相互影响，比如原教授和我俩这样，我写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之后，少数的几个人认为这个文章非常好，有的帮助附和一下，写个评论，这就是你有了很大的成果了。在学校还是比较过得去，因为每年可以申请很多的基金，包括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每年都可以有几万块钱的科研经费。但这个钱怎么来用呢，这很简单：在学校我们的经济并不是非常拮据的，有了这个经费就可以做大量的研究，但是研究出来的成果，仍然是学术界小圈子内的这些人来进行相互欣赏，因为无论在自然科学基金会还是在社会科学基金会，都是一些老专家和新专家来进行评审，有时侯碍于面子和同类型的人相互进行捧场的心理，一般都把这个成果评价得比较好，但其实有的成果是一点用也没有。当然今天院校的人也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可以互相探讨，但我认为，真正能够应用于社会实践，对我们的改革和企业管理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真正有用的东西是微乎其微，这是坦率地讲。从我们的研究成果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没能得到社会用市场来进行鉴定。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才。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一般来说，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技术力量还都是不错的。但是总体上来看，我们的人才由于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培养方法，这种人才在踏入社会之后，至少在两三年内，对社会上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许多大学生，社会不愿意要，到了企业里就象天外来客一样，对社会的运行规则、游戏规则都不懂得。再加上由于教育体制比较封闭，对教师也没有一种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进行制约，例如教授是终身制的，比如说，我和原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我还可以干三十年，到七十岁才退休。这种机制使得每个教师没有更新自己知识、进行创新的意识。我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上课，都是二十年之前的教材，有些讲稿都已经发黄了，二十年之前就用过。稿纸发黄说明知识陈旧得厉害。所以这种知识一代传一代，我觉得是不行的。尤其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新的东西层出不穷，而我们的知识在老化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不是太实用。

现在，我们从1998年开始，在教育体制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教育科研体制已经面向社会经济主战场，也就是说，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专业、需要什么样的学科，教育就相应进行改变，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来改变。第二，针对一些学校相对封闭而且老化的情况，搞了一个知识创新工程。当然这是科学院提出来的，但是各个大学都在实施这个工程。这个工程包括“长江计划”，就是国家拿出一笔钱来，吸引海内外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到学校来任教，一年可以给年薪二十万到三十万，这样可以在学校的师资里面充实最优秀的力量，来改变师资队伍的结构。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按照国外的办学模式，对教育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其含义就是说，我们全国有2070所大学，每个学校平均有2000名在校生，这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国外算得上大学的一般都有上万人或是几万人。这种小而全、规模小、封闭式的办学方式制约了教育的发展。从1998年开始，许多大学通过横向的联合，通过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进行重新整合。在学科上进行重新整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1998年，浙江大学进行合并，按照李岚清总理的说法叫做“世纪合并”，就是把浙江大学、美术学院、医学院等几个大学并到一块，成为中国最大的大学，最近全国几所大学都在进行这样的合并。这本身并不仅体现于规模的扩大上，更重要的是在这几所大学整合之后，对教育资源进行重组，按照国外的模式进行创新，培养更优秀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所以我个人感到，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现在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也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

从大连市本身来说，因为我是从事科技方面的主管工作，我也感到，现在我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人才供应不足，非常实用的人才不足。比如说软件产业，一个软件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的载体，它不需要什么设备，就是一台计算机，人才的培养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印度和爱尔兰，他们的产业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就是因为教育比较发达。印度传统的英式教育体系，使得每个软件人才都熟知英语，知道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国际性标准，所以它的毕业生出来后，能够马上适应软件编程的工作；爱尔兰也是这样，爱尔兰的美洲人现在有2000多万人，它利用这个优势，通过短期的培训，把当地的一些比较低层次的人如中学生培养成能够适应软件测试、简单编程的人才。面向一种产业来开发我们的教育资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大连面临的问题是：比如说一个软件人才一年可以创造20万的产值，软件产值要达到10个亿的话，要是没有4000－5000软件人才就根本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大连市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人才到大连来；另一方面，就要发挥我们现在有11所正规大学、若干培训学院的优势，来培养我们自己的软件人才，不仅使大连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开发基地，更重要的是使大连成为一个软件人才基地。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目前没有彻底改革到位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个中间措施，我们通过社会投资的方式，吸引外面的投资，来建立一些软件培训学院，比如说东大阿尔派，是大连软件园的一个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东方信息技术学院，主要从事软件人才的培训。对它的培训，尽管我们国内没有什么正式的证书，但是它可以得到诺基亚、微软、IBM等这样一些大的国际公司的认证，这些具有国际水准的牌子，要比我们有些大学的毕业证书更好用。因为他得到这个牌子之后马上就可以就业。所以我们在教育体制没有彻底改革之前，通过社会性办学的方式，来加大对软件人才的培养力度，来提高大连市软件人才供给能力。现在看来，我觉得大连软件人才的供给量每年都在提高。今年我们的软件人才可以增加到8000人。这对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这是从软件人才的角度举的例子，其实整个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都需要我们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源源不断地提供好的人才和科技项目。所以现在教育改革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怎么加速改革的问题。大学的门是一定要敞开的，一定要面向市场，面向企业，来培养人才。如果我们继续进行那种封闭式的教育模式，那么我们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要走向世界本身就是一句空话。